“诺二代”寻梦深圳：降低治疗丙肝病毒药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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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左娜
2017年5月3日，在深圳石岩湖国际院士村启动仪式上，科恩伯格（左）与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右）会谈
2017年5月3日，位于深圳市中心西北7公里处的石岩湖畔群星璀璨。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巴瑞·夏普莱斯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吴岳良、王佛松、汪集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位等齐聚一堂，为深圳石岩湖国际院士村项目启幕，成为首批入驻国际院士村的“明星村民”。
作为深圳创新“十大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石岩湖国际院士村项目是“国际院士技术创新中心”的第一个板块，规划建设容纳50名全球院士、诺奖获得者的国际院士村，旨在为科学家们创造一个交流沟通以及科研成果孵化的平台，院士村的“大牌”村民们今后将根据各自研究领域组建世界一流团队，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
目前，深圳石岩湖国际院士村由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当家”，担任名誉村长，首席科学家则由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RogerKornberg）出任。
美国生物学家罗杰·科恩伯格出生于1947年，是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06年因对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做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项重要的研究使了解基因的转录过程成为可能，为探索干细胞分化、人类疾病的机制等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
这位美国科学家是如何来到深圳的？本刊专访了罗杰·科恩伯格，听他讲述他的科学情缘和深圳故事。
“科学之家”的“诺二代”
在诺贝尔的殿堂里，科恩伯格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诺二代”。科恩伯格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是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这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极少的父子皆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家族。
在科恩伯格家中，科学家似乎是“批量生产”的：他的母亲也是一名生化学家，曾经是父亲的研究伙伴;二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教授;妻子赫丽·洛赫则同是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
生在这样一个“科学之家”，科恩伯格从小就在科学的“空气”中长大。父亲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在科学上的兴趣，周末就带着孩子们去实验室，让他们在那里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
“家庭环境是我的科学启蒙。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都会讨论科学研究，下午和周末都会去实验室，进行科学推理已经是我们家的习惯了。”
尽管生在科学世家，但科恩伯格并没有遭到父母的干涉。他一直都很喜欢音乐、文学和政治学，大学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
“后来我又转向了化学专业，因为我意识到科学对人类和社会进步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还是从事了科学研究工作。而且我发现文学和科学之间也是有共通之处的。”
作为一个“诺二代”，追随父亲的足迹走上科研道路的科恩伯格并没有感到“压力山大”。“我的父母都是成功的科学家，但我不觉得有压力，反而他们的成功激励了我，让我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2006年，已近六旬的科恩伯格接到斯德哥尔摩来电，获悉自己获得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距离他12岁时在斯德哥尔摩见证父亲被授予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
“获悉得奖，我简直惊呆了。我此前曾对朋友说，自己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不大，而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父亲似乎对我获奖早有思想准备。他当时还开玩笑说，他很失望，等它（诺贝尔奖）等了这么久！”
父子俩的获奖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虽然两个奖项不同，研究的课题不同，但有一点是科恩伯格父子的“遗传印记”，那就是对科学的热爱。
“毋庸置疑，我至少从父亲身上遗传了对科学研究的激情。父亲在科学研究上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我通过耳濡目染学会如何在研究中传承科学传统。”
对科恩伯格来说，享受科学，并且获得成功的方法，就是追寻对自然的好奇心，奖项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
“奖项只是奖项而已。在我的科学生涯中，与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了新的想法的那种狂喜相比，获得诺贝尔奖只能说是‘淡淡的’满足。”
罗杰·科恩伯格（右）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左）是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降低治疗丙肝病毒药物的成本，
是我入村的第一个目标”
“解决未来的问题，需要新的知识，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创造力，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城市，也希望通过国际院士村培养更多年轻的科学家，为人类治疗疾病研发出更多普通人可以支付得起的解决方案。”
谈及为何选择深圳，刚刚被聘为深圳国际院士村首席科学家的科恩伯格如是说。
“是王侯先生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姜标教授邀请我过来的。院士村的项目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由于它的规模很大，另一方面是有很多顶级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一手打造深圳石岩湖国际院士村的深圳市宝安区政府曾提出，紧扣“思创、孵化、转化、财富”四大板块功能，以“院士+”策略为抓手，以好山好水好风光为依托，以人才政策、优秀服务为保障，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外院士及团队的招引力度，加快实施“院士宝安工程”，成建制、整团队引进诺奖得主和院士科学家群体，深化政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大力培育“院士经济”，此次石岩湖国际院士村拉开序幕，为这项工作迈出了精彩的一步。
“我希望在中国建一个科学圣地，此刻这个空想在宝安的石岩湖畔实现了。”在深圳国际院士村项目的启动仪式上，“村长”饶子和感慨地说。
而科恩伯格更是带着具体项目“进村”的。
“上次来深圳的时候，我已经跟深圳市政府领导谈过把丙肝药物引进到深圳的事宜，我很高兴通过王侯和姜标先生促进这方面的合作。丙肝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往往致命，我们现在研发的药物安全有效，问题是在美国用这种药还是很昂贵。治疗丙肝的药物每个病人的花费是10万美元，成本非常高，如果说给中国的患者全部使用这种药，将需要10万亿美元。我们现在希望把这种药的成本至少降低至原来的1/1000。我们希望能在两三年左右达到目标，有难度的是大规模生产。目前已经有一种成熟药物进入临床阶段，这种药物可以大幅度降低丙肝治疗的成本，很希望这种药物能够在深圳落地，能够让中国的患者受益。”
科恩伯格表示，这只是第一步，未来还有一系列的药物，包括抗禽流感的药物，以及后面一系列的抗病毒药物将争取落地，项目后续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础研究的价值和回报远超想象
“深圳市政府乐于投资基础研究，我认为他们非常明智！”
在深圳国际院士村，最让科恩伯格兴奋的，是看到了深圳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支持。
“要终结疾病，要在医药研发上有突破，我们必须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不管是在政府层面还是研究机构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回报，将比人类其他所有活动都要大。”
科恩伯格认为，所有基础研究的发现最终都会转化成应用成果，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举个例子，我的课题组曾利用俄罗斯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计算方法，用更短的时间从100万平方数量级的分子中筛选出了一个对二型糖尿病有治疗作用的分子药物。这个计算方法在10年前提出时，并不是为了任何实际应用目的，只是一项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
然而，在很多国家，科恩伯格都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基础性研究太少了，过多的关注给了应用性研究。即便是在斯坦福大学，也过分强调应用。几年前，斯坦福大学把医学院的基础科学研究类课程都取消了。
“基础研究必须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为前提去进行，同时，所有好的科学成果不仅会造福人类生活，最终也会具有商业价值。只有科研成果本身的质量会影响科学的应用，而不会被应用型研究左右。每次有新的知识、新的发现，马上就会产生相应的应用方法。因此应该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更多的资金也应该向基础研究倾斜，那才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科恩伯格看到，中国的科研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比如在复旦大学许宁生校长，上海科技大学江绵恒校长的领导下，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环境就非常吸引人。
“未来中国要吸引更多全球各国的学者，这有赖于语言和资金的支持。英语应该成为中国实验室的一种主要交流语言。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样，可将对研究的支持延伸到本国以外。”
（来源：《国际人才交流》2017年9期，
原题：《罗杰·科恩伯格：“诺二代”寻梦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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